我站在民国十八年的上海街头，黄包车夫拉着穿旗袍的女人从我身边匆匆掠过。女人的发髻上簪着一朵白兰花，香气混着汽车尾气，钻入我的鼻孔。这已是我第七次穿越时空罅隙来到这个年代。
第一次来时，我惊惶失措。南京路上的霓虹灯牌闪烁着"美丽牌香烟"的字样，穿西装的绅士与缠足的老妪并肩而行。我在永安百货的玻璃橱窗前驻足，看见自己二十一世纪的运动鞋倒映在玻璃上，与周遭格格不入。
后来我渐渐掌握了规律。每当我翻开那本从旧书摊淘来的《东方杂志》，闻到泛黄纸页散发出的霉味时，时空的褶皱就会在子夜时分悄然展开。我的公寓墙壁渗出民国时期的糊墙报纸，上面刊登着"抵制日货"的宣言。穿过那面墙，就能抵达另一个时代。
在霞飞路的咖啡馆里，我常遇见一位姓周的作家。他总坐在角落，面前摊着稿纸，手指被香烟熏得焦黄。有次他的钢笔没水了，我递过去一支圆珠笔。他端详着这个未来造物，忽然说："你们那个时代，可还有吃人的事？"我手中的咖啡杯差点跌落。
最难忘的是在闸北遇到的女学生。她抱着《新青年》杂志，辫梢系着黑纱——后来才知道她哥哥在五卅惨案中遇难。我们并肩走过外白渡桥时，她突然问我："你说未来会不会更好？"江风把她的话吹散在汽笛声里。我没敢告诉她八十年后这里会立起多少玻璃幕墙的高楼，更不敢说那些高楼里装着多少颗依然困顿的心。
最后一次穿越时，我在十六铺码头看见难民潮。黄浦江上漂着日军飞机的倒影，母亲用身体护着啼哭的婴儿。我想起历史书上说这场战争要持续八年，手伸进口袋摸到智能手机，却连一张照片都不敢拍。
现在那本《东方杂志》再也打不开了。合上的书页像关闭的时空之门，只在我枕边留下几片干枯的白兰花瓣。有时深夜醒来，恍惚听见百乐门飘来的爵士乐，打开窗却只看见外卖骑手在霓虹灯下飞驰。
或许所谓穿越，不过是给困在996里的灵魂，一个喘息的借口。
